中央美術學院2014級碩士生葛宇路，在北京朝陽區(qū)蘋果社區(qū)的馬路上，貼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“葛宇路”路牌，接著被地圖系統(tǒng)收錄，成為在網絡地圖的慣用識別名。這個本為其畢業(yè)設計的藝術行為，在媒體報道后引起官方重視，其貼上的路牌已被官方替換成據說2005年就被起好的“百子灣南一路”。

劇情在7月29日反轉，中央美術學院在微博上貼出對于葛宇路的處分通告。通告發(fā)布時，公眾暫不知道該處分是針對該行為還是其他。當時網絡未經確認的說法是，該生在校內將男性陽具模型立在旗桿頂導致該處分。雖然當日該校實驗藝術學院院長邱志杰向澎湃新聞否認了該說法，但當晚央美學工部門發(fā)布的消息證實了此前的網絡傳言。央美官方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公布該處分，引發(fā)了公眾的揣測，被認為是小題大做、對藝術缺乏想象力、不夠寬容了。

葛宇路、屌炸天，藝術家這些出其不意的創(chuàng)作行為，只要有其內在的邏輯性、也未對公共秩序造成危害，并沒有什么不妥。作為旁觀者，看到北京規(guī)劃部門、街道、央美等官方的反應，以及話題在輿論空間引發(fā)的討論，想到的問題是，葛宇路以個體的藝術表達，不經意地挑戰(zhàn)了慣常的官僚機器秩序，本應該是一場以吶喊為題的藝術行為，卻激活了一些社會空間隱性的問題與秩序，比如街區(qū)空間命名、藝術與社會及政治的關系。

一

這些公共藝術行為，在發(fā)達國家司空見慣，雖然部分相似的行為，比如公共涂鴉也有違規(guī)之嫌，但只要不過于暴力或影響到公共和個人生活，管理者一般都較寬容。但在講究官方空間秩序和規(guī)訓的中國，公共空間充斥著各種政治教化，這顯然會被部分行政管理者認為是“逆流”。從社會意義來講，葛宇路用他名字天然的雙重象征，隱約提出了中國公共空間的秩序困境：道路空間能否以人命名？

中國在快速擴張的城市化中，原有的道路命名系統(tǒng)已經無法滿足想象力的需要。按照城市社會學對空間的理解，馬路應該是承載記憶或者實施公共教化的一種最基礎和常規(guī)的手段，因為，這是和人類日常行為關系較緊密的記憶系統(tǒng)。

但顯然中國官方并沒有采用這種價值觀，引發(fā)爭議的葛宇路，官方名叫“百子灣南一路”。這種命名在官僚系統(tǒng)里會顯得有秩序，以秩序感而不是人文感的方式命名，在全國也層出不窮。比如杭州的下沙新城因為是從開發(fā)區(qū)起步，道路命名一直從一號大街排到了27號大街。一條馬路下面或者周邊，曾經發(fā)生了什么樣的歷史和故事，有什么值得傳承的，本可用路名來體現，但是官僚化的這種命名，消除了記憶。我們對土地的記憶失去了。

中國道路命名規(guī)則中，有一條司空見慣：“一般不以人名作為地名，禁止用國家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”。很少有人會問為什么不能以人名做地名，目前的公開來源是，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3月那場被成為“進京趕考”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過“不以人名做地名”，在奪取全國政權后，成為約定俗成的規(guī)定。在1986年，中國國務院頒布的《地名管理條例》第四條第二款，把“不以人名作地名”變成了國家法規(guī)。

在共產黨政權建立初期，這么做據說為了防止個人崇拜，倒也合理。因為，在一個沒有個體的、或者個體主義沒有形成平等的、良性的、系統(tǒng)的社會運行狀態(tài)時，一旦強化人的特征和人在空間中的象征意義，很容易導致混亂。很容易的一個假設是，在沒有公民參與、社會科學家、地方志精英等各界共同參與的命名系統(tǒng)系統(tǒng)，如果貿然由哪一方獨自決定，體現不了公共和公義，反而陷入另一種無序。

當然，北京也有少數的例外，比如，即東城區(qū)的張自忠路、佟麟閣路、趙登禹路等在民國時期一時興起的民族英雄命名道路。

二

跟中國這種幾乎完全禁止以人名命名街道的規(guī)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國，法國到處是以人命名的道路。通用路牌上，最上面是市鎮(zhèn)名或都會各行政區(qū)區(qū)名，接著是空間或道路屬性，以及人名，有的最下面還加上了名人的生卒年，部分街區(qū)會以特定領域的人名進行集體命名。比如位于巴黎13區(qū)的法國國家圖書館街區(qū)，馬路都以法國現當代著名思想家、社會學家和文化界名人進行命名。

從歷史來看，法國也并不是一開始就采用人名命名街道。到19世紀，城市化帶來的空間快速擴張后，也面臨了中國現在的問題，原有的命名系統(tǒng)不夠用了，再加上在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人權啟蒙，變成了以人命名為主。因為，人是無窮無盡的，死去的名人或者公共人物附著的意義，也是無窮無盡的。而這個過程中，共和國的公共教化、榜樣、模范等功能，以最小的成本實施了。

這種命名系統(tǒng)并不是沒有規(guī)則和程序，政府、知識文化界的各類委員會、公民合力參與了設定。1982年地方分權改革后，法國道路的命名權分給了市鎮(zhèn)政府，各市鎮(zhèn)可以由所在區(qū)的市民自己投票選擇。大部分建筑在落成時，也會把建筑師的名字印在墻上。這背后就是人文主義的城市和榮譽系統(tǒng)，命名成為了解文化與歷史的入口，相互交錯，形成了燦爛絢麗的社會空間。

有人會問，如果一時成名的人后來變成了恥辱人物，怎么辦？調啊，調的過程也是歷史。比如上海的衡山路舊名貝當路，就是以法國貝當元帥命名，這位在一戰(zhàn)期間成為民族英雄后，法國本土、殖民地和租界，都出現了以他命名的道路。但是，二戰(zhàn)期間他向納粹投降，成為維希偽政權的總理，在戰(zhàn)后成為叛國者，變成了 “民族狗熊”。一些地方又迅速更改了以他命名的道路，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迅速和決絕的，法國境內最后一條“貝當路”是在洛林的貝爾蘭，到2010年才改名。這種變化和爭議，變成了歷史演進的一部分。

能體現中法兩個命名理念交匯的，在中國現當代歷史上，舊貝當路所在法租界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比如，為紀念和貝當元帥一樣在一戰(zhàn)成名的法國民族英雄，擔任過法軍總司令的Joseph Joffre元帥，多地命名了Joffre大道。若要按照新華社制定的標準譯法，肯定是若弗爾這個帶有嚴重翻譯腔的名字，但放在舊時法租界中，Joffre大道變成了“霞飛路”，接地氣又有靈氣，而標準翻譯的約瑟夫•若弗爾，也變成了朗朗上口的霞飛元帥。雖然后來該路和貝當路一樣被改名，變成了現在的淮海中路。

三

葛宇路的藝術創(chuàng)作并不是什么新鮮事，其在央美校園內的“屌炸天”創(chuàng)作，和保羅•麥卡錫在巴黎旺多姆廣場曾經展出的裝置《樹》，以及安尼施•卡普爾以及在凡爾賽宮展出過裝置作品《王后的陰道》原理是一樣的。他在北京街頭的另一藝術行為，比如爬上電線桿和監(jiān)控攝像頭對視幾個小時、直到有關方面趕來勸阻，這個可以被稱作“盯死你”的創(chuàng)作，和孟加拉裔美國藝術家哈桑•伊拉希發(fā)起的自拍，以對抗美國FBI對他的監(jiān)視背后的藝術創(chuàng)作原理接近。

西方都市空間中，在涂鴉和朋克文化結合以后，變成了一種慣常的挑戰(zhàn)秩序的公共藝術行為。法國新浪潮導演阿涅斯•瓦爾達，1980年代旅居洛杉磯時，長期跟蹤拍攝了一群在貧民窟為底層市民涂鴉藝術家的創(chuàng)作。這段歷史，洛杉磯的涂鴉墻變成了當代世界八大著名涂鴉藝術之一，阿涅達近年和肖像涂鴉藝術家J.R.一起合作，拍攝了紀錄片《村莊，臉龐》，對被公眾忽略的農民、工人和普通市民進行了拍攝和涂鴉，今年在法國上映后，也成為公共話題。

各國政府管理者和挑戰(zhàn)習俗的藝術家們并不是和諧的，也存在對抗和沖突。但通過類似的藝術運動，街頭的公共藝術為何屢禁不止，甚至成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？筆者認為，這是基于藝術和文學一樣充當了撫慰人心和對話的社會功能。相對于文學，它使用了更直接的視覺形式、想象力和豐富的符號象征。在官僚秩序以“合法”的名堂、劇烈或者溫水煮青蛙的方式，吞噬和蠶食本該作為個性和活力的社會空間時，社會無力反抗，文學和藝術充當了這樣的功能。

在筆者看來，中國能夠走入公共、促進社會對話的藝術家少之有少。艾未未在前幾年通過《老媽蹄花》、《念》等作品，以及較新的《好籬笆促進好街坊》，以實驗藝術介入公共議題，體現藝術家的直覺和創(chuàng)意，挑起了社會和政治層面的爭議和波瀾。但畢竟中國不是法國，這位著名革命詩人艾青的兒子，最終“擦槍走火”，成為革命黨的敏感詞。

當下的公共空間因為各種管制，或者娛樂無下限，或者了無生趣，太需要葛宇路這樣的藝術家們，為人們貧乏的公共生活提供更多有趣的創(chuàng)意和引發(fā)公共討論，他提出了一個好問題，體現了官方曾經贊許的“嚴肅活潑”。中央美院應該為產生這么一位有才華的學生而自豪。

當然，在被過度規(guī)訓的社會空間中，除了官方外，還會有很多人不理解這些行為。比如常見的質疑會出現：“如果好多學生都覺得自己很聰明，都學葛宇路，那社會豈不是亂了套？”這套說辭或許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普遍的社會心理。而一旦成為默認心態(tài)后，任何在其他世界慣常的離經叛道行為，確實有可能會演變成失序。比如有網友已提出了擔憂：“像葛宇路這樣出色而投機的年輕藝術家，再這樣搞下去，是遲早要進去的。”似乎把艾未未當成了前車之鑒。

苗還沒長成樹，就急著去掐死。那么，藝術還讓不讓人活潑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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