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，一群人類學家聚集在奧地利一座城堡，討論地中海周邊文化的特性。他們的頭腦風暴得出一個驚人觀點：如果你想了解從安達盧西亞(Andalusia)到約旦的諸多社會的政治動力，就得看一看“榮譽和恥辱”的概念。

理由是什么？歐洲北部的大多數文化傾向于假定，社會應當基于法律規(guī)則、官僚等級體系和一種法律與國家面前人人應當平等的觀念。然而，按照倫敦政治經濟學院(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)人類學家馬修•恩格爾克(Matthew Engelke)的說法，在許多地中海文化，“權威（在傳統(tǒng)上）存在于家庭單位”，而非國家。

“權力展示是在個人身上、并通過個人實現的，即使這些權力跟公司的身份認同相關，”恩格爾克在他的新書《像人類學家一樣思考》(Think Like an Anthropologist)中評述道。他補充道，權力和地位“經常以逞能和原始力量展示的形式造就出來”。換言之，在地中海地區(qū)，產生社會凝聚力的不是政府；而是一種“榮譽”感，這意味著要不惜一切代價捍衛(wèi)家庭和朋友不受想定敵人的侵害，別管什么法律。

這是一個值得思索的有趣觀點，尤其是如果你現在就坐在某個地中海海灘的話。但在看到唐納德•特朗普(Donald Trump)的白宮最近幾周不尋常的事態(tài)之后，我開始認為，這種榮譽與恥辱模式或許也是框定這位總統(tǒng)的政治動力的一條途徑。

這并不是因為特朗普有地中海血統(tǒng)（他是德國人和蘇格蘭人的后代）；也不是因為他經常主動說出“榮譽”這個詞（相反，這個名詞通常出自他的批評者之口，他們喜歡聲稱總統(tǒng)缺乏這一品質）。

但恩格爾克的書提醒我們，如果假定權力邏輯只能按照我們認為正常的方式運行，就會犯下大錯。在許多評論人士看來，特朗普的政治領導風格也許很奇葩，如果不是令人厭惡的的話。但它有一個自己的內在邏輯；盡管這個邏輯很可能與1959年總結出的地中海模式——而不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21世紀治理課程上講授的內容——有更多共同點。

這么想吧。在最近幾十年里，華盛頓體現的理想政府觀念是建立在法律、制度層級和官僚程序基礎上的政府。畢竟，那是白宮向往——即便并不總能踐行——的正常的20世紀盎格魯-撒克遜理想。

但是，特朗普從未按照這些原則經營他的房地產企業(yè)。而他現在也沒有對這些理想表現出什么尊重。相反，他非常信任家庭紐帶，堅持要求下屬對自己高度忠誠，并對不聽話的人采取公開報復（美國聯(lián)邦調查局(FBI)前局長詹姆斯•科米(James Comey)對此再了解不過了）。他通過個人渠道而非官僚系統(tǒng)發(fā)布命令。他對所謂的敵人表現出虛張聲勢——通常通過推特(Twitter)——并憎恨被怠慢（人類學家可能會說“蒙受恥辱”）。的確，他傾向于透過一個類似的棱鏡看待外交政策：只要看看他那些抱怨他想象中的對手們在“嘲笑我們”的推文就知道了。

還有就是對國家的態(tài)度。正如曾在西班牙工作的人類學家朱利安•皮特-里弗斯(Julian Pitt-Rivers)所觀察到的那樣，“榮譽與恥辱”文化傾向于在政府虛弱的社會盛行，并且與對政府架構的不屑一顧有關聯(lián)：在傳統(tǒng)的地中海文化中，盡管人們也許會出于榮譽感保衛(wèi)自己的家庭，但他們未必會認為欺騙國家是“可恥的”，因為政府被視為“非個人”而不重要。皮特-里弗斯提出，貴族有時會表現出一種凌駕于法律之上的類似心態(tài)；很多黑幫文化也是如此。

當然，特朗普絕不會把自己描述成那個樣子，他的忠誠支持者將認為這種類比是一種侮辱。但關鍵是這一點：特朗普的推文似乎表明，他對政府的官僚體制、法律或程序不怎么尊重。在他眼中，守法的美德不能定義“榮譽”。

這種態(tài)度令特朗普的批評者們感到恐怖，他們辯稱，這顛覆了美國的很多核心價值觀。有可能的是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這種榮譽與恥辱心態(tài)將會淡化。最近，我們看到華盛頓出現一個潛在的轉折點：美國的機構——從童子軍(Boy Scouts)到司法體系和軍隊——實際上挫敗了特朗普的議程。這位總統(tǒng)剛剛任命退役的海軍陸戰(zhàn)隊上將約翰•凱利(John Kelly)擔任白宮幕僚長。凱利一輩子浸淫在一種擁有完全不同的權力、榮譽與恥辱定義的軍隊文化中；他的世界建立在尊重層級、組織程序和法律的基礎上。

但除非凱利帶來奇跡——我對此感到懷疑——否則就不要指望特朗普政府很快接受華盛頓的正常文化模式。相反，我們看到的白宮不但有相互對立的權力中心和官員小圈子，還有相互角力的政治文化。政治很少看起來如此扣人心弦——榮譽概念也很少如此有爭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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