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周,美國的將軍們勸說唐納德•特朗普(Donald Trump)總統(tǒng)繼續(xù)保持在阿富汗的戰(zhàn)斗。失望的特朗普勉強同意了。時間將證明他的個性和政謀能否支撐一項長期承諾。
在擔任總統(tǒng)的半年間,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呈現出五大顯著特征。特朗普式外交在類型上(而不只是程度上)與眾多前任截然不同,世界各國都需要認識到這種與過去行為的不一致性。
首先,特朗普屬于交易型領導人,而非制度型。他像交易撮合者一樣看待外交政策,不關心其政策結果是否符合美國的傳統(tǒng)做法——建立推進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的制度。在談判桌上,特朗普將不時展現對抗性姿態(tài)。他容易沖動。他喜歡制造不確定性,并認為這種不確定性能夠增強其影響力。特朗普的自我意識在其中發(fā)揮著極其巨大的作用,還有他的私人(甚至家庭)關系。他是我經歷過的首位不認為機構大于個人的總統(tǒng)。
第二,特朗普在國內政治中的利益將主導其外交政策。一位充滿智慧的美國政治家今春提示我:特朗普像別的總統(tǒng)一樣希望獲得成功,因而,他將進一步向主流政策靠近。這一判斷取決于如何定義成功:我認為特朗普的目標是進行政治重組,他認為這可以通過迎合并表達支持他的選民的不滿來實現這一目標。
因此,他歡迎圍繞貿易、移民的拉鋸戰(zhàn),執(zhí)意在美墨邊境建墻。還要注意的是,特朗普中東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消滅“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”(ISIS)恐怖分子——其支持者能分辨出的公認的敵人。他并未計劃通過幫助地區(qū)國家訓練軍隊或設立安全區(qū)來補充軍事行動,從而在該地區(qū)建立一種大致的權力平衡,并抵制伊朗的擴張。
特朗普本希望從阿富汗撤軍,但在被迫留在阿富汗后,他將把這場斗爭重新定義為消滅恐怖主義的戰(zhàn)爭,以便與其支持者保持一致,盡管他真正需要做的是加強喀布爾政府成功治理國家的能力。
第三,貿易政策將最明顯地反映出特朗普的另類視界。他曾在就職演說中自豪地擁抱保護主義,成為繼赫伯特•胡佛(Herbert Hoover)之后首位公開表述此類立場的總統(tǒng)。特朗普也是說到做到。為了表示與過去徹底決裂,他拋棄了《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(xié)定》(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,簡稱TPP),該協(xié)定的新規(guī)則和市場開放本能夠讓美國受益。特朗普與商務部長威爾伯•羅斯(Wilbur Ross)用商界人士看待負凈利潤的方式看待雙邊貿易逆差:虧本。因而,對美國存在巨額雙邊貿易順差的國家(如墨西哥、韓國和德國)都將引發(fā)特朗普的憤怒。
先前對美國進行的順利訪問,使中國和日本領導人希望能夠避免成為特朗普的目標,但他們判斷錯了。特朗普面臨的問題是,雙邊貿易逆差很難通過貿易政策來調整;為解決這些問題,特朗普政府最大的可能是,放棄公平競爭和開放的規(guī)則,轉向干預競爭結果、控制市場份額和規(guī)定國家成分要求?纯凑谥匦抡勁械摹侗泵雷杂少Q易協(xié)定》(NAFTA),就可以了解特朗普將怎樣設法把政治辭令轉化為政策。
第四,特朗普對以美國為首的聯盟持矛盾態(tài)度。他認為美國一直以來過于慷慨,無法再維持其在二戰(zhàn)后牽頭打造的、已有70年歷史的舊安全體系。但美國的聯盟網絡已經通過專業(yè)紐帶、規(guī)劃、制度,甚至美軍的職業(yè)生涯、習俗和習慣形成了生命力。
國防部長詹姆斯•馬蒂斯(James Mattis)體現了這一傳統(tǒng)。因此,雖然特朗普不大可能在聯盟管理方面投入太多精力,但馬蒂斯或將遵循慣例——盡管他也會不時地像在阿富汗那樣發(fā)出抱怨。
最后,特朗普的任期凸顯了美國的一個關鍵特點:國家比總統(tǒng)本身大得多。與中國不同,美國人選擇的是憲法秩序,而非“核心領導人”。美國的政策是各種機構和政黨之間共享權力和分權的產物,這些機構既包括參議院、眾議院,也包括法院、州、市、聯邦部門以及包括企業(yè)和公民社會在內的私營部門。
具有諷刺意味的是,特朗普的助手們認為,美國國父精心打造的制度是一股“暗深勢力”(deep state),將一個健康的共和國的制度誤認為是對特朗普種種奇想的無端抵制。但在外交政策方面,一些愛國者不會支持特朗普用美式民族主義對抗美國的國際主義。他們認為,美國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多數時候都是同步的,并不相沖突,而且正是這種結合創(chuàng)造了美國獨特的全球領導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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