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金融領域有一種交易被某些人稱為“喬姆斯基交易”，是以語言學家和社會評論家諾姆•喬姆斯基(Noam Chomsky)命名的。喬姆斯基曾經指出，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值得投資，那就看看國家衛(wèi)生研究院(NIH)和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(DARPA)等為研究提供資金的聯(lián)邦組織如今投資什么，然后你在30年里跟隨投資就行。

在上世紀50年代，重大技術突破是晶體管，于是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迎來了微電子革命。上世紀60年代的重大突破是數字處理，這讓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有了個人計算機。上世紀70年代的突破是本世紀頭十年開始應用的生物科技。上世紀80年代出現(xiàn)了機器學習和大數據，這將在2010年代及其以后年代改變許多工作。

盡管政客們表示不太了解，但美國政府和美國納稅人、而非私人部門是基礎科學研究的關鍵投資者。私人基金會只為美國研發(fā)提供了6%的資金。美國聯(lián)邦政府提供了55%的資金。

正如經濟學家瑪麗安娜•馬祖卡托(Mariana Mazzucato)所揭示的，iPhone內部的大部分部件是美國國防部開發(fā)的。讓因特網互聯(lián)互通的TCP/IP協(xié)議是Darpa開發(fā)的。觸摸屏是為美國空軍(US Air Force)制造的。一半APP賴以運行的GPS是海軍的項目。此外，大約40%的基礎生物醫(yī)學研究——推動生物科技發(fā)展和研制讓老年人保持健康的藥物都需要這類基礎研究——并非來自企業(yè)，而是來自NIH資助的大學實驗室�？紤]到以上這些事實，你就會明白公共科技研究經費有多重要。

這就是讓美國保持領先優(yōu)勢的原因所在。然而，特朗普(Trump)政府似乎決心要破壞這種優(yōu)勢。它不僅表示，要將大規(guī)模削減NIH以及其他資金提供機構的經費作為“讓美國再次偉大”的預算建議的一部分，而且現(xiàn)在還要瞄準使研究成為可能的支持性基礎設施。

在一個必須培訓和留住人才、遵守合理監(jiān)管、避免利益沖突以及確保資金支出透明化的領域里，從事基本研究需要支持性的基礎設施。研究機構建造并維持可以開展研究的實體空間，并提供相應資源。這些由主辦機構提供的東西通常被稱為“間接成本”。

例如，在布朗大學(Brown University)等私人機構里，政府撥款里將會有62.5%覆蓋此類間接成本，但考慮到政府限制政策和成本共享，在布朗大學這個實際比例大約為33%-38%。也就是說，每支出3美元就有逾1美元用于支持研究。鑒于聯(lián)邦政府自身讓我們承擔的做研究成本，這是合理的。公共機構的間接成本比例通常會更低，這一定程度是因為它們受到政府的支持。

現(xiàn)在談談特朗普政府。政府里有人注意到，蓋茨基金會(Gates Foundation)等私人機構的間接成本比例只有10%。那么納稅人為何應該支付10%以上的間接成本？

但這里有一個深層次的問題。正是因為政府支付了此類成本，私人基金機構才能支付更少成本，這激勵了基金會投資于基礎研究。如果基金會不得不支付實際的研究支持成本，他們就做不到了。如果你將聯(lián)邦間接成本削減至10%，基金會將不會一下子填補缺口�；�礎研究將會被削弱。

盡管真正削減NIH等聯(lián)邦資金提供機構的經費需要國會批準，但特朗普政府可以單方面削減大學補貼的間接成本比例，看起來他們肯定會這么干。這有可能中斷那種讓美國保持領先優(yōu)勢的十年一度的研究周期。由于國會山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領域，這正是那種能夠不受質疑而通過的政策。

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如果通過這項提案，可能的贏家將是中國。中國人將會很樂意取代美國的科技優(yōu)勢，但這樣做很艱難。那么，在目光短淺精打細算的壯舉中將這種優(yōu)勢拱手送人，究竟是種什么樣的才能呢？當然不會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才能。

如果美國政客真的關心自己國家的未來，他們將會增加、而非減少“喬姆斯基交易”的投資。如果他們想要將全球科技領先地位拱手讓給中國，他們可以繼續(xù)沿著他們所選擇的道路走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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