還是一名高中生的時候,James Li就知道他想要的不只是中國教育體系提供的那些死記硬背的課程。
他說:“我覺得如果我接受了更全面的教育,我可能會成為一個企業(yè)家,或不那么害怕接受一個不太傳統(tǒng)的工作,”James Li后來在一所中國大學讀書,現(xiàn)在在杭州做一名技術支持專員。
等級制的公共教育體系給許多中國學生帶來過類似的挫敗感,這種教育體系可以追溯到封建時代的科舉考試。從6歲到18歲,學生們死記硬背,周末還要參加填鴨式的補習班,旨在通過嚴苛的大學入學考試,即高考。專家們表示,這種僵化的模式不適合造就中國經(jīng)濟多元化所需的創(chuàng)造性思維者。
“高考體制所做的就是(獎勵)擅長考試的學生,”落戶四川的教育研究者和作家江學勤表示。“但教育服務于經(jīng)濟目的——而眼下,中國需要的是更多的史蒂夫•喬布斯。”
在本世紀初,為了復制西方畢業(yè)生創(chuàng)業(yè)的成功故事,中國開始拷貝西方的教育模式。政策制定者們從商界獲得靈感:中國經(jīng)濟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快速增長,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同外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(yè),然后對接觸到的技術進行“逆向工程”。
如今,中國高速鐵路縱橫交錯,遍布全國,這是通過消化吸收外國合資伙伴的專長而掌握的眾多技術之一。作為交換,中國承諾讓外國公司進入其日益增長的消費市場。
政策制定者決定在教育領域采取同樣的做法,與西方合作伙伴合辦大學。
2003年,中國發(fā)布了首批創(chuàng)立中外合辦大學的監(jiān)管法規(guī)。中外合辦大學被視為獨立的法人實體,中方擁有51%的股份,外國大學擁有49%的股份。
對西方大學來說,合辦大學提供了進入一個未開發(fā)的高等教育市場的誘惑,該市場每年向社會輸送大約800萬畢業(yè)生。對中國來說,它們是有望帶來高回報的高風險賭博。通過將人文學科教學大綱的要素引入高等教育體系,中國力求吸引國際師資和學生。
紐約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(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)在2012年合作創(chuàng)辦的上海紐約大學(NYU Shanghai)的校長俞立中表示:“就中國培養(yǎng)擅長創(chuàng)新的學生而言,這是一筆真正高明的投資。”
除了上海紐約大學以外,中國教育部還批準了另外9所中外合辦大學。最早一批包括利物浦大學(Liverpool University)與西安交通大學(Xi’an Jiaotong University)合辦的學校,以及諾丁漢大學(University of Nottingham)與中國民營教育機構——萬里教育集團(Wanli Education Group)的合作。上海紐約大學的第一屆學生于今年5月畢業(yè)。
在江蘇省,美國杜克大學與武漢大學合辦的昆山杜克大學(Duke Kunshan University)正準備招收首批本科學生——該校在7年前就開始建設校園。
這種模式并非沒有問題。近幾年,教育改革與日益不開明的政治氣候發(fā)生沖突。紐約大學和杜克大學都在訂立合辦大學的協(xié)議時納入了學術獨立的法律條款,包括招聘高級職位的自由,以及設計自己的教學大綱、邀請演講者和發(fā)表文章的自由。
然而,人們在最近幾個月越來越擔心,中國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可能逆轉(zhuǎn)政策。上海紐約大學的互聯(lián)網(wǎng)技術專家克萊•舍基(Clay Shirky)表示:“我很想告訴你,我們是某種先鋒,但誰知道呢?這是一場正在順利進行的全球主義實驗,但我不清楚北京方面未來是否想要全球主義。那一切讓我們覺得有點像是溫室里的花朵。”
自習近平2012年上臺以來,有關方面延伸了對公民社會各個領域的控制。政府要求大學停止使用含有“西方價值觀”的進口教科書。習近平呼吁中國高校成為“堅持黨的領導的堅強陣地”。武漢大學等學府受到政府的意識形態(tài)檢查,結果被發(fā)現(xiàn)違反了“政治紀律”。
上海紐約大學的師生們表示,政府的關注迄今還沒有影響到這所合辦大學。學生會(其中一半是中國人,一半是外國人)表示,他們感覺和在美國一樣,可以自由地辯論敏感話題,包括“3T”(即臺灣、西藏和天安門)。但那些自由并不延伸至合辦大學的圍墻外。
上海紐約大學的環(huán)球中國研究教授沈雷娜(Lena Scheen)表示:“只要我們離開校園,我們就進入了一個不同的政治空間。迄今外面的氛圍還沒有影響到這幢樓。但在中國,一切都可能改變。”
昆山杜克大學常務副校長丹尼斯•西蒙(Denis Simon)對此表示同意,他說:“合辦大學擁有靈活性和自由,而其他場所正在收緊。真正的政策是什么?我們正在試圖領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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